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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11月，湖北大别山深处，石顺香正在灶台前添柴，一名身穿军装的警卫员走进院门，向她敬了个礼。
老人没有立刻认出对方，只听见一句话：“奉徐司令之命，接您入京。
” 这句话，她等了整整17年。
石顺香的儿子叫徐深吉，早年参加革命，长期在部队中担任指挥员。
1934年，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地区，战事十分激烈。
一次突围中，徐深吉带队冲击山口，部队连续受阻，他本人也被弹片击中，倒在了阵地附近。
前线情况瞬息万变，伤员转移、部队调动、通信中断，许多消息无法及时核实。
后方收到的电报中，徐深吉被列入了“牺牲”人员。
对于远在家乡的母亲来说，一张薄薄的电文，便成了儿子已经不在人世的凭据。
石顺香悲痛欲绝。
她在屋后土坡上垒起一座坟，找来木板，写下儿子的名字。
没有遗物，没有遗体，甚至没有一件能够反复确认的旧衣服。
可在那个年代，前线送回的消息，往往就是一个家庭能够抓住的全部。
她没有把这座坟当作普通坟墓。
十七年里，石顺香常常到坟前坐一会儿，带去几口热饭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山里冷，别冻着。
”邻里劝她想开些，她只说：“这是我儿子，总得有人守着。
” 与此同时，徐深吉并没有死在那场突围中。
经过抢救，他被送往后方治疗。
伤势尚未完全恢复，便又投入到部队工作。
徐向前曾让他绘制川北地区的地形图，要求把道路、山口、村落和行军里程尽量标清。
徐深吉右臂活动不便，仍带着罗盘和步尺走进山村。
那份地图完成后，成为部队研究地形、部署行动的重要参考。
对一名基层指挥员而言，这件事看似琐碎，却体现出他做事的特点：宁可多走几里路，也不肯凭印象下判断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他随部队转战华北，参加过对日军运输线的袭击。
1940年响堂铺战斗中，八路军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日军辎重车队，缴获了一批武器、弹药和物资。
徐深吉在战斗中承担指挥任务，名字也逐渐出现在军队战斗记录之中。
只是，这些战功没有传到母亲耳中。
部队不断转移，战场通信受到限制，徐深吉又多次负伤。
1944年，他在执行任务时身负重伤，身体里留下的弹片，许多年后仍未取出。
每当想起母亲，他只能把牵挂压在心里，继续处理地图、命令和部队调动。
战争年代，很多人不是不想写信，而是没有机会写，也不知道信该寄到哪里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徐深吉终于设法给家乡写信，告诉母亲自己还活着。
信件辗转送到石顺香手中时，老人已经认不清许多字，却一眼认出了儿子的笔迹。
她反复抚摸信纸，嘴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就知道，他不会丢下我。
” 1951年，徐深吉派警卫员回乡接母亲。
介绍信上盖着军区印章，信中称呼也让石顺香确认，这不是别人开的玩笑。
她看了很久，才转身收拾行李。
家里没有多少东西。
几件换洗衣物，一只旧包，就是老人全部的行装。
临出门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住了大半辈子的院子，对邻人说：“儿子回来了，我去看看他。
” 山路难走，警卫员替她挑包，遇到陡坡便伸手搀扶。
老人走得慢，却一直没有停下。
出了山区，他们换乘火车北上，车轮在铁轨上反复敲击，十七年的误会也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火车抵达北京时，徐深吉早早等在站台。
列车还未完全停稳，他便向车门方向快步走去。
母子相见，他喊了一声：“娘，我回来了。
” 石顺香没有马上哭，只伸手摸了摸他的额角。
那道旧伤疤已经留下多年，她看了半天，埋怨道：“伤成这样，也不知道来个信。
” 一句责备，压着十七年的担心。
团聚之后，石顺香住进了军区大院。
徐深吉仍要处理部队工作，还承担军事教育和训练任务。
白天，他在办公室研究战例，晚上则尽量回家陪母亲吃饭。
老人习惯喝热茶，饭菜凉了便难以下咽，他便把回家的时间安排得更紧一些。
1955年授衔时，徐深吉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礼服、勋章和军帽，见证了他从战火中走出来的经历。
仪式过后，他陪母亲合影。
石顺香看着胸前的军衔，笑着说：“阎王爷把我家娃子退回来了。
” 这次，没人再把她的儿子弄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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